□溫鐵軍

自黨的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戰略以來，各級政府、社會和市場對國企在鄉村振興領域發揮更大作用的期待越來越迫切。

國企在鄉村振興戰略執行過程中實際面臨三重困境：其一，國企需要在推進鄉村振興戰略中承擔相應的公共服務供給責任，向鄉土社會提供包括基礎設施改善、環境整治、集體和村民增收等多種復雜艱難的公共服務；其二，國企又必須滿足各級政府對其自身盈利性指標的考核，且在當前部分地方財政緊張的情況下，投資收益率、凈資產收益率等反映國企盈利能力的考核指標愈發剛性，而鄉村產業所提供的產品和服務的利潤率往往低于社會平均水平，固投的難度和資本密度卻不比城市小，導致鄉村振興投資難以建立合理的財務模型；國企投資鄉村振興面臨的第三個問題，就是國企想在鄉村振興中實現資產保值增值，但鄉村的大部分資產在現代財務制度中屬于非標資產，產權的法律關系極為復雜，很難在市場交易中獲得所開發資產的100%所有權；且鄉村的自然生態資源和建設用地等資源犬牙交錯，村規、土規、控規、產業政策等影響國土空間規劃的條款錯綜復雜；中央文件要求把山水林田湖草沙等自然資源視為生命統一體，要綜合統籌搞開發，不能簡單切割，也就意味著無論資產是否歸屬國企，只要在鄉村振興開發邊界內，都需要國企投入，在保值增值和成本收益的制約中，國企或會感到無所適從。

鄉村振興之于國企，挑戰與機遇并存。首先，自中央提出新農村建設以來，國家財政向三農領域的投資巨大，在鄉村形成了巨量的沉默資產，國企可利用相對較少的投資杠桿撬動這些財政重投資的沉默資產，顯著增加國企的資產規模；其次，國企參與鄉村振興落實“兩山理論”、公園城市鄉村表達的關鍵都在于生態資源價值轉化，而解決轉化問題的重點在于利用數字經濟和生態經濟的全新模式組合開發鄉村空間生態資源，構建生態產業化和產業生態化的成長空間，進而成為新型縣域經濟的主要增長動力來源；通過做大鄉村空間生態資源租（即空間生態的總租值），國企既實現了資產規模增長和長期效益可持續，同時又能通過租值的合理分配，讓農村集體和廣大農民在鄉村振興中分享公共服務提質增量、生態產業發展和資產增值的多重收益。

綜合運用斯蒂格利茨的“總地租”理論和團隊“三級市場”理論，構建一個國企參與鄉村振興的創新框架，整合國有投資和集體資產打造混合所有制載體，在現有技術水平上，通過融合數字經濟和生態經濟模式，有效化解國企參與鄉村振興所面臨的三重困境。

在一級市場上按照中央關于“三變改革”的要求，把財政投資形成的資產和財政支農資金通過“投改股”的形式注入村集體，將上述資產和原屬村集體的資產做股量化到村民；再利用做股量化形成的收益權吸引村民將閑置的資產向集體歸攏，獲得集體的配股；村集體經濟組織將收儲的資產注入村級資管公司，同時將資產的數字化信息整合進入國企開發的“數據中臺”。

在二級市場上，由縣級政府與國企以及縣級供銷社共同成立縣級鄉村振興平臺公司，再通過鄉村振興專項債進行融資；需要強調的是，鄉村振興專項債貸款周期長達15—30年，利率極低，約3%，貸款期間只付息不還本，唯有如此才能調動地方政府和國企長期投資鄉村振興的積極性。

縣級平臺公司繼續和各村級資管公司聯合成立鎮級資管公司和研學培訓學院，前者負責管理鎮域內各村集體的資產，解決產業振興的瓶頸，后者負責培訓新老農人，解決人才振興的瓶頸；有意愿下鄉的投資者可以通過縣域鄉村產權交易平臺，從鎮級資管公司手中交易所需的資產，而國有集體混合的鎮級資管公司將是鎮域內鄉村資產的唯一供給方，因財政和國企投資所產生的鄉村資產增值將通過交易所回流進入村、鎮兩級資管公司和國企，成為各方參與鄉村振興收益來源之一。

其次，打通和利用地方政府各部門積累的數據資源、整合村莊資產數據和鄉村產業數據，構建數據中臺，為資產交易、鄉村產業運營和收益結算、金融服務接入等提供數據服務和流量支持；數據中臺可以深挖消費者數據，形成對不同產品有不同需求的消費者畫像，為鄉村生態產業的線上銷售提供B端和C端的客戶信息，并進行信息的精準推送；國企利用數據資源為鄉村振興各類生態產業賦能，同時分享鄉村產業運營收益，構成了國企參與鄉村振興的又一收益來源。

數據中臺可進一步拓展財務中心的功能，對區域內的現金流進行歸集和管理；此外，由鎮級資管公司嫁接擔保公司、保險機構和銀行，利用數據中臺獲取業態經營者的數據，通過嵌套使用多種金融工具為鄉村業態經營者提供信用貸款；鎮級資管公司通過提供助貸服務收取相應的傭金，構成國企參與鄉村振興的收益來源之一，并且解決了金融與鄉村小微產業不兼容的難題。

在三級市場上，當鎮級資管公司所持有的鄉村資產收益率達到一定程度，滿足資本市場的要求時，可以通過REITs（一般指不動產投資信托基金）等金融運作在資本市場上進行融資，以此將國企和政府參與鄉村振興的重資產投資置換出來，同時，村集體和村民也能通過集體經濟組織分享到鄉村資產增值的收益。

通過以上創新框架的設計，國企可以在鄉村振興中實現“融資-投資-回收-退出”的經濟閉環，實現了可持續發展和落實鄉村振興戰略的多重收益。既然鎮級資管公司是鄉村產權交易市場的唯一供給方，則應當兼顧資產增值短期收益和鄉村產業發展長遠收益；鄉村生態產業的培育更需要一個低租金和低利率的發展環境，將城市過剩的金融資源、擁擠到內卷的創業資源和龐大的中產消費資源引入鄉村，讓城市綠色消費和鄉村生態產業相互配合，生態資源價值轉化水到渠成，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方可實現。

（作者系西南大學鄉村振興學院名譽院長、福建農林大學鄉村振興學院名譽院長）